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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作者简介：高昌，男，1967年生于河北辛集，1985年毕业于河北无极师范，198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。现任《中华诗词》杂志主编、《中国文化报》理论部主任，著有《我爱写诗词》《高昌诗词选》《祝福所有的孩子》等。

  “俗白”和“典雅”
  读魏新河先生《还斋琐忆》，我注意到一则启功先生与孔凡章先生的轶事。启功先生为孔凡章先生《回舟续集》题诗，诗中有“和韵余痴剩打油”一句。孔凡章先生“是主张正宗典雅诗风的”，在给启功先生回信中“言辞激厉地对俗白一体大加贬斥”，且附有一首类似观点的论诗之作。这样就与“一贯是写打油体的”启功先生产生了误会。经过沟通，误会解除了。“而前辈高怀雅量，谦以待人，直言不讳之风，足为吾侪树立楷模”。二位老先生风格不同而各美其美，各臻其妙，此处不多谈。我想就“俗白”和“典雅”的俗雅之分多说两句话。
   “俗白”和“典雅”分据两端，却也不是截然分开。孔凡章先生写过“星非昨夜人何在,花有他生我不如”，何其典雅；但也有“隔房二老浑无事，只觉浑身肉欲麻”之类俏皮之词。
  启功先生写过清浅可爱的“心放不开难以铁，泪收能尽定成河”，但也有“故苑人稀红寂寞，平芜春晚绿凄迷”之类清雅之什。“俗白”和“典雅”各有特点，把握不好才令人生厌。
  如果仅是在几本古书中打转转，原创乏力，套路明显，构思雷同，创意稀少，内涵不足，同质化严重，精神硬度疲软……这种所谓的“雅”又美在何处？如果仅仅是炫丑卖乖成癖，格局促狭，眼界偏狭，以丑、闹、邪为喜感，以泼、浪、贱为特色，以文字中抖个小机灵、玩个小把戏为能事……这种缺少大情怀和大格调的所谓“俗”，又何其难堪！
正如《文心雕龙·体性》所言：“才有庸俊，气有刚柔，学有浅深，习有雅郑。”人各各异，诗各各异，不必硬性划为清一色。其中俗固然接地气，但不能犯贱。雅固然有品位，但不能泛酸。

  “思想着”，不是嗷嗷叫

  网上有一种“嗷嗷叫派”的诗词评论风格。谁被盯上，就集中火力挖苦谁、讽刺谁，甚至妖魔化谁。至于观点是否说错了，枪口是否打歪了，则一概“不关我事”。这种嗷嗷叫的诗词评论背后有个人意气的语言暴力，有商业炒作的影子，有哗众取宠的因素，有耐不得寂寞的小算盘，而缺少的则正是善意、理性和客观。善意，体现的是批评的品格；理性，体现的是批评的修养；客观，体现的是批评的立场。批评者如果忘掉了这六个字，就有可能沦为泼皮牛二或者卖瓜王婆。
  清人赵翼曾言：“矮人看戏何曾见，只是随人论短长。”只要手中有了红包，嘴里就拼命地“褒”；只要心中有了戾气，脚下就使劲儿地踹——如此“批评文字”，近年来在某些媒体、网络论坛和自媒体上仍在撒着泼儿抖机灵，匿着名儿吐脏水，招摇过市，不断发飙。
  值得关注的是，关于当代诗词的议论，近年在各种报刊、网络和自媒体上确实越来越多了起来。这也侧面呈现了中华诗词事业的社会影响度和读者关注度。这些评论中有赞赏和鼓励，但更有尖锐的批评。各种声音此起彼伏，“众声喧哗”。这一方面由于诗词创作的繁荣发展和诗词文化素质水平的提高，读者的阅读视野扩大了，对当代诗词的美学要求也相应提高了；另一方面的原因，则是由于当代诗词自身也存在着的某些问题。
  批评者有发言的权利，被批评者也有自己的人格尊严！批评文字的字里行间，体现的正是批评家自己的品格、修养和立场。一位负责任的、有活力的诗词批评家，理应是一个思想者，也必拥有一颗“思想着”的大脑。“思想着”是一种沉静的理性状态，并不是高分贝的嗷嗷叫。

  诗重“活”法

  沈鹏先生讲授书法，专列一节讲《“活”法》。他比较了儿童画和儿童书法的教学之后说道：“不少（不是全部，也不一定许多）儿童画还保留着天真的童趣，可是绝大多数儿童书法都是‘小大人’的面孔。教学者只知授人以‘死’法，而不懂得‘活’法。‘活’法才是真正从实践中得来并启发实践的，‘死’法，脱离实际却貌似艰深，可能连教学者本人也不见得能弄懂。”沈先生强调“原创性”，力主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发挥潜在的创造能力。这对当下的诗词写作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。
   张九龄的名句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中，为什么用“生”字，却不用“升”字？
  “升”字是惯性思维、寻常手段，合于“法”而淡于味，这就是“死”法；“生”字则摇曳多姿、神采飞扬，赋予了大海、明月一种非同凡俗的鲜活和生动，是诗家眼光、诗性思维，异于“法”而浓于趣，这就是“活”法。“生”字更具有“海”与“明月”为一体的感觉，接下句更妙。需要注意的是“生”字反常而合道，是真实的眼前所见和心中所感，并未脱离特定的生活情景和感情场域，妙就妙在“似”与“不似”之间。齐白石先生问他的学生：“你们跟我学画虾这么久了，你们知道虾应该在第几节开始打弯吗？”见没有人回答，他说道：“应该在第三节开始打弯。”齐先生这里所讲，就是艺术创造的生活根基。倘若脱离了真实的体验和观察，任何艺术的所谓“活”法也只能归于臆想和臆造，同样等同“死”法。
  有位名叫姜二嫚的七岁女孩写过一首名叫《灯》的诗：“灯把黑夜/ 烫了一个洞。”这首诗中的“烫”字很朴素，但用在这里就非常惊艳。小作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美学发现，语言虽质朴，笔锋却犀利。这个“烫”字是俗字俗语，却又空灵玄妙，生趣十足，也可视作运用“活”法的一个成功例证。
  诗重“活”法，贵天趣。杨金亭老师曾经把四平八稳、味同嚼蜡的诗词作品称作“格律溜”。那些没有“活”法的“格律溜”，就如同面黄肌瘦、苍白贫血的蜡像。尽管经过了精心打扮，却也终究比不上活蹦乱跳的、哪怕有缺陷的真实生命。
  盼望诗词界能够形成反对因袭、追求原创的一种艺术氛围。正如沈鹏先生所言：“原创意味着个性，意味着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提出个性化的要求，而且必须提出个性化的要求，否则，艺术的本质就失去了。”
   
  “解放”和“顽皮”

  1933年2月，《新时代》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刊出了“词的解放运动专号”。柳亚子、曾今可、郁达夫等先生都发表了见解，提出“灌进新的生命，写我们今日的事，说我们今日的话”，“利用着旧的格式装饰些新的情调”，并就词的平仄、调名的废存等进行了热烈讨论。
  在这场“解放运动”中，除了打出理论旗号，也有相当可观的创作实践成果。比如林庚白、柳亚子联合给章衣萍夫人吴曙天写了一首《浪淘沙·嘲曙天》：“本是老板娘，变小姑娘。蓬松头发绿衣裳。低唱浅吟音袅袅，端的疯狂。    家世旧高阳，流转钱塘，漫言徽歙是儿乡，好把情书添一束，看月回廊。”王礼锡则写了一首《如梦令·调胡秋原夫妇》：“不相识时烦恼，一相识时便好，好得不多时，爱找边纽儿闹。别闹，别闹，惜取如花年少。”以上两首词的内容还只是友人调笑氛围，另外也有涉及时事题材的作品，比如曾今可的《卜算子》：“东北正严寒，不比江南暖；伪国居然见太平，何似‘中原’乱？   ‘全会’亦曾开，救国成悬案；出席诸公尽得官，国难无人管！”讽刺伪满洲国和国民党高官，笔锋犀利，忧思迸发。
  这场“解放运动”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，其中最引起争议的还是曾今可这首《画堂春》：“一年开始日初长，客来慰我凄凉。偶然消遣本无妨，打打麻将。   都喝干杯中酒，国家事管他娘。樽前犹幸有红妆，但不能狂！”欢谑的词句中，隐藏着巨大的绝望。这首作品当年激起轩然大波，鲁迅、茅盾等人都发表过各自的看法。茅盾先生讽刺说：“人家时长日也长，自该‘消遣’‘打麻将’”“‘时代’新了你守旧，管他娘呢管他娘！……”
  时至今日，当年的一些主张和争议好像还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。当年围绕词的解放和口语化努力的论争，仿佛今天也还在诗坛上继续进行着。历史在前进，历史当然不是重复。记得钱钟书先生评价卢弼先生“健康美”三字入诗时说“公真顽皮”。同样道理，当代诗坛也得允许诗人偶尔“顽皮”那么一下。
  呼唤胸襟和气度，呼唤包容和宽容，呼唤异质探索和自家面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