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始终对所谓的“大雅”和“大俗”理解不透。有大俗即大雅之说，却没有大雅即大俗之说。前者是俗者的自我欣赏，后者是雅者对俗者的鄙视。窃以为，语言的雅俗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诗的格调，我追求的是格调的高雅而非语言的雅俗。

  除了格调的高雅，我还追求气韵的生动和节奏的明快。当然，追求只是个目标，不等于做到了。我们学写诗都应该有个崇尚的目标，不能毫无方向地乱撞。这个目标一定是自己喜欢的，适合自己灵性和才情的。要找对师傅，要从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……中找出一位做师傅，其他人可顺带着偷点艺。杜甫说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，是指虚心的学习态度，博采众长也要有选择。就像我们在封箱戏中看到的，每个演员都有专工，也能反串一样。

  发明“老干体”这个词时，确实针对的是老干部，否则用如“干瘪体”之类，不更恰当吗？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是广大老干部带头掀起写诗词的，知识分子都不敢写。可以说，没有“老干体”的出现，就没有现在诗词的繁荣。借用郑板桥的一句诗，“新竹高于旧竹枝，全凭老干为扶持”，正合适。现在不管怎样诠释“老干体”，广大老干部的这顶帽子是摘不掉啦！

  好句子往往是冒出来的，所谓冒者，冷不丁也。在脑子里打转儿的时间极短，突然一下就出来了。这样的句子往往比“三思而后行”的要好的多，有灵性的多。因为它是活蹦乱跳地出来的，而非迈着四方步出来的。当然，它毕竟是雏形，很有可能不尽完美，还需要精心打磨才能成为完美的艺术品。

  虽然“诗无达诂”，评判一首诗的好坏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但是总有一些共性的认识，每个人在这个共识的前提下，再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作出判断。窃以为，这个共识至少应包括三点：一是能给人以美感，二是具有一定的感染力，三是能给人以启迪。无论写得多么的天花乱坠，如果毫无美感，感染不了人，对读者一点用处也没有，能算好诗吗？

  我说过写诗就是写意象，那么这些意象表达的又是什么呢？是情怀。王国维说，一切景语皆情语。有情不一定有情怀。情怀不仅有怀藏之意，如胸怀大志；还有归向之意，如《书·皐陶谟》所说：“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”说诗言志也好，说诗言情也罢，我觉得无非就是一个情怀问题。王国维提出境界说，似乎有点玄奥，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情怀，如家国情怀、天下情怀、悲悯情怀等等。

  虽然写诗就是写意象，但是，像绝句这样的短诗，一首中就不能有太多的意象，就像画家画梅花，满纸都画就成花布了。一定要突出一个与诗意关系最紧密的，否则可能会喧宾夺主，冲淡诗意。何谓写意？意思到了就行也。

  人们总说诗不厌改，越改越好，就像画油画，画坏了就再涂上一层，把原来的颜色掩盖住。但是，这不应该成为写诗追求的目标。目标应该是改的越少越好，就像画大写意国画，一笔成型，最好像书法那样丝毫重描不得。因为神来之笔多是一蹴而就的，改来改去很可能把天性、灵性的东西给改没了，把诗改死了。别总拿王安石的那个“绿”字说事，谁知道到底是他改出来的，还是从前人那里借来的？

  要想写好同题诗，必须要突出自己的个性特点，从同中求不同，让人能在众多相同的面孔中找到自己。我有诗《观神舟十七号升空》：“静观不敢语声高，心共飞船上九霄。纵使英雄凭虎胆，星河毕竟有汹涛。”何其三老师点评：“尽关心之言，未作壮语，情真意切，不落俗套，是以在一众贺诗中出类超群，如万绿丛中一点鲜红。”虽然捧得有些高，我确实也动了一些心思，愿与大家分享一下，不避显摆之嫌。

  诗是一门非常讲究的文学艺术，讲究到一个词汇的字次序变换一下，诗意、意境和韵味就会截然不同。当代刘章名句“秋日寻诗去，山深石径斜”，其中“山深”是这首诗发表十一年后，由“深山”修改而成的。“深山”重心在山，而“山深”重心在深，仔细玩味，后者优于前者多矣。笔者有句：“归来收获如相问，吹却眉愁风一襟。”“眉愁”是由“愁眉”修改而成。“已是衣襟汗水侵，笑在霞红处。”“霞红”是由“红霞”修改而成。真乃：“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