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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作者简介：高昌，男，1967年生于河北辛集，1985年毕业于河北无极师范，1989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作家班。现任《中华诗词》杂志主编、《中国文化报》理论部主任，著有《我爱写诗词》《高昌诗词选》《祝福所有的孩子》等。

  为什么“桃花”更惊悚

  据周笃文老师回忆，他的老师夏承焘先生曾就“鬼灯一线，露出□□面”让大家填空。“□□”填哪两个字呢？有的学生说“鬼灯一线，露出狰狞面”的，有的学生说“鬼灯一线，露出血盆面”的，有的学生说“鬼灯一线，露出獠牙面”的。然而最后夏先生提供的答案却是“鬼灯一线，露出桃花面”。桃花二字虽美，用在这里却举重若轻，更铺垫和反衬了惊悚的感觉，而且增加了想象的余地。诗词的修改，一定要记得删掉那些概念化的、生硬的词汇，也要避免人们用熟用滥了的腔调。
  因为先入为主的错觉，我原来一直认为“鬼灯一线，露出桃花面”是夏先生自己的词句。后来读清代黄仲则先生的词集，才知道是出自黄先生的《点绛唇》，全词如下：“细草空林，丝丝冷雨挽风片。瘦小孤魂，伴箇人儿便。  寂寞泉台，今夜呼君遍。朦胧见，鬼灯一线，露出桃花面。”全词应该是表述相思和怀念亡人之作。所以作者这里用桃花面，本义大概不是为了表述惊悚，而还是为了表示女性的姣好容颜。不过如果单独作为一个填空题的题目，夏先生的讲解，则让我们对诗词的修改有了更多的感悟。
  古往今来，诗人们在诗词修改方面下了很多功夫，这也是写作的最后一个环节。房子盖好，总要装修之后才能入住。我们来看姜夔的“渐黄昏，清角吹寒，都在空城”，这里的“吹”用得多么美妙，仿佛阵阵寒意从角声中透了出来。再请看苏轼的“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”，一个挂字，一个断字，前者把静景写出了动感，后者把平静写出了尖锐。再请看周邦彦的“风老莺雏，雨肥梅子”， 把“老”和“肥”这两个形容词变成动词来用，既添加了灵动的韵律，又突出了意象的质感。再请看辛弃疾的《临江仙  探梅》：“老去惜花心已懒，爱梅犹绕江村。一枝先破玉溪春。更无花态度，全有雪精神。  剩向空山餐秀色，为渠着句清新。竹根流水带溪云。醉中浑不记，归路月黄昏。”这首词里的“态度”“精神”和“破”字、“剩”字、“带”字的韵味和魅力，值得细细体味。前两个名词不动声色地把花和雪全部拟人化了，后三个动词营造出一种奇特的流动美，突出了探梅人的愉悦惊喜，也渲染出以动衬静的丰瞻绵邈的独特风致，让平凡的山间景色有了不平凡的灵气和情感。
  调换上去的词汇，其实都是平常多见的词汇，而且也多是平常多见的表达方式。其中的温度感和形象美，体现在平中出奇、陈字生新的功力上。

  内心清明，自成高格

  前些时过清明节，心里多次想起宋人黄庭坚的那首七律《清明》，其中“雷惊天地龙蛇蛰，雨足郊原草木柔”这两句优美动人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。而接下来的“人乞祭余骄妾妇，士甘焚死不公侯”这对比鲜明的两句诗，我认为更加令人深思。
  在这里，诗人由春日美景联想到荣枯生死的严肃命题，进而深入思索生命的不同意义。每个人的品格不同，其人生道路和价值也就犹如云泥。
  有人格者，才有诗格、文格。清代学者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“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”。格的高低，区分出人的轻重和厚薄，也成为评诗论文的一个重要尺度。好的作品都是有核的。格，就是作品的核。有了核，作品才有生命力，才有根，才能在别人的心中展枝、萌叶、开出美丽的花朵。
  唐代诗人杨敬之在称赞诗人项斯时说“几度见诗诗总好，及观标格过于诗”，唐代皎然在《诗式》中有“气格自高”的说法，宋代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中有“气貌伟然，诗格奇峭”的评论。就连被视为婉约派的宋代词人柳永，其作品中也多次出现“属和新词多峻格”“雅格奇容天与”等与格相关的词句。
  而今天的某些作家，则多重作品的辞藻，重奖项，重“先锋性”“现代性”，而少有关心格高格低的问题。甚至有作家以放浪狂狷、矫情作态为时髦，以跑奖买奖、互相吹捧为能事。然而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了人格，其实也就没有了文格。即使是通过手段荣获了某某大奖，即使因为某种出格的“表演”浪得声名，可是别人评价起来，也可能会一言以蔽之：“格低！”
  气有清浊厚薄，格有高低雅俗。格的高低，还是由心的清浊决定的。一个心境清明的作家写出了好作品，即使没有获过什么奖项，人们照样会记住他，尊敬他。而以人格尊严为代价来获取荣誉的行为，则肯定会使作家自己的形象更猥琐，更可笑。
  “格”，闪耀着生命的光辉，照耀着脚下的道路。有时候需要忍受冷漠和孤独，需要经历风雨和泥泞，更需要用坚硬的骨头和滚烫的心灵来追寻和捍卫。

  华而不实，耻也！

  古人有言：“华而不实，耻也。”从事诗词工作的人，更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力戒浮躁，静下心来，埋头耕耘，谦虚大度，抱朴守素，不为浮名所累，不受虚名所惑。
  近段时间以来，梅葆玖、李世济、陈忠实、郭颂、杨绛等诗词名人相继辞世，引起世人诸多怀念和感叹，也再次引起坊间对文艺界“大师级”人物的热切呼唤。梅葆玖先生一生致力于梅派艺术的传承和发展，在京剧界举足轻重。可是当有人称他为大师的时候，他却说：“我不是大师，我父亲才是。”梅葆玖先生这种清醒的“大师”观，令人尊重。
  记得季羡林先生生前在婉拒了“国学大师”等大帽子之后说过：“身上的泡沫洗掉了，露出了真面目，皆大欢喜。”真正的大家是不惧怕洗掉“身上的泡沫”的。而与之相反，诗词界却也有另外的某些人，对“大师”等“大头”帽子情有独钟，甚至痴迷其中。放眼当今诗词界，各种名目的大帽子林林总总，确实是蔚然大观：书画大师、语言大师、国学大师……其中，甚至还能区分出金奖大师、银奖大师、铜奖大师，或者什么国际级大师、全国级大师、省级大师……这些“大师”的发行量越来越大，订数似乎也越来越多。如此浮躁的“大头”帽子纷飞不绝现象，令人喷饭之余，更有深深的忧虑。
  除了“大师”，各种名目的协会、学会在当下文场似乎也是层出不穷，大行其道。仅就书画而言，在民政部曝光的各种山寨协会中，就不乏中国书画家交流协会、华人国际书画名家协会、中国国家书法家协会、中国国家美术家协会、中国国际书法家协会、中国美术协会等各类“国字头”甚至“国际化”的吓人名头。书画家之间以结社雅集等方式进行的切磋交流，当然是有益的，但近年来各类戴着“大头”帽子的山寨协会、学会的活动则变了味道，充满铜臭和酸气，混淆了名实关系，败坏了文化风尚。考诸艺术精神、创作品位、个人品德等方面，似乎都留下了很多的疑问或者空缺。一些所谓大师和所谓学会、协会组织，在炒作和策划之下登高一呼，似乎也有“应者云集”的表面喧哗。但是，浮云或许遮望眼，终究坚冰怕太阳。洗净那些“身上的泡沫”之后，恐怕就会露出皮袍之下的各种“小”来了。
  唐代诗人刘禹锡在《陋室铭》的开头写道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”有仙，“名”才实；有龙，“灵”才显。只有名实相副，才会实至名归。在人才队伍的建设中，诗词领军人才具有特殊的感召地位和标志意义。一个杰出的诗词人物，往往能够推动一个重大的艺术飞跃，乃至改变一个地区、一个时代的诗词生态。但是，大师的产生需要优秀作品的累积，需要德艺双馨的公众认同，也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和时代机遇。我们不能按照主观愿望制造大师，不能按照长官意志去分配大师名号，更不能花钱购买大师名号。我们的诗词工作者对自己进行高标准的严格要求的同时，树立写出好作品、完成大课题、成为诗词大师的雄心壮志，当然是应该得到鼓励的。但前提是要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，要不断学习、开阔视野，要积累经验、提高素质，要加强修养，要德艺双馨，要用自己有温度、有道德、有筋骨的作品来立德立言。
  当然，红花还要绿叶扶。不能成为红花，做一片输送氧气净化空气的绿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印度诗人泰戈尔说：“花的事业是甜美的，果的事业是尊贵的，让我们来做叶的事业吧，因为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安详的绿荫。”老戏剧工作者们都熟悉“一棵菜”精神这个老词。每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人，不一定都能成为大师，却都能够成为一片绿叶，为我们的春天增加一抹烂漫的亮色。希望诗词界多一些筚路蓝缕的真实开拓，少一些华而不实的“大头”帽子；多一些实事求是的真诚批评，少一些言不由衷的廉价赞美；多一些脚踏实地的勇敢实践，少一些装腔作势的高谈阔论。
  那些“大头”帽子，且慢戴罢！